海内外舆论普遍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在更深层次上与世界市场及其通行的“游戏规则”接轨。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我们面对的竞争环境与“游戏规则”将逐渐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恐怕也是不争的实情。
社会变迁势必伴随文化变革。以企业文化与营销文化为代表的市场文化、打破精英文化一统局面的大众文化，以及崇尚法治、公正、平等与权利的法律文化逐渐兴起，日趋重要。“入世”无疑会巩固、促进与深化这些进程。
社会、文化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环境与“游戏规则”的改变，不能不影响出版业赖以存在的图书市场及其主体——读者。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4方面：
首先，强烈而持久的求知读书欲望。“游戏环境”与“游戏规则”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求职的变化，知识老化、知识更新的加快，科技革命背景下国际竞争对劳动者教育文化素质的更高要求，以及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与激烈竞争，再加上每个人对生存、安全、交往、受尊重与自我实现天生的不懈追求，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激励人们努力学习、不断求知的强力催化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不再遥远，将变为越来越多人自觉的理性行为。这种欲望与行为由于直接根源于现实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也就更为强烈、持久与稳定。而学习求知最常规、最主要的方式，毕竟还是读书。
其次，带有鲜明功利与世俗色彩的阅读动机。同样是鉴于与生存与发展的直接关系，由“入世”所引发的“读书求知热”将不同于以往几次，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强烈的功利指向性。追求个人的社会生存、事业发展与生活享乐，以及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精神解脱与情感调剂这两大功利性、世俗化潮流，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深刻地影响与左右中国图书市场的格局与走向。不容忽视的是，在满足上述需求的过程中，出版物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网络、电脑、电视、广播、电影、音乐、运动、旅游等更为现代化、更富刺激性的学习、娱乐、休闲方式的挑战与竞争。
再次，对实现阅读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包括时间、脑力、精力的付出，金钱的支出，以及搜寻成本等）尽可能多地获取对自己最有用的信息与知识，或求得最大限度的生活调剂、身心愉悦与精神放松、情感解脱，成为广大读者关注的焦点。这种对阅读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既会体现在是否读书与读什么的宏观决策上，也会在购买与借阅的权衡、对出版物从内容到形式的挑拣、阅读中文出版物还是外文原版书刊的取舍等微观层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最后，读者群体的分化与重组，生活环境的改变，职业选择的变换，个人境遇的沉浮，以及由于以上变化所导致的个人价值取向、兴趣偏好的转换，都会造成各类出版物读者队伍的分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于70—80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消费人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人类”正在迅速崛起。这批人群将在不长的时间内取代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经历或部分经历过“文革”的读者，构成读者群的主体，并以与前人迥然不同、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与欣赏口味，重塑中国图书市场的面貌。改革开放与“入世”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对图书市场的影响，也将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版界对于读者群体的这种分化与重组尚缺乏清醒、敏锐的足够认识与认真、扎实的充分准备。
总之，来自社会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图书市场乃至读者自身的变化，将使中国出版业所置身的“生态环境”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入世”对出版业的影响虽然间接，但同样巨大而深刻。其中既包容着巨大的机遇，也蕴含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选题调整势在必行。
这种调整绝非是应景式地出版一批与世贸组织、中国“入世”有关的出版物，而是指在认真、准确、深入、细致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以及图书市场与读者需求变动的最新趋势，对出版物从宏观的结构、类型到微观的具体内容、形式（包括装帧与版式设计、语言风格、表述方式等）所做的总体性、战略性调整。如调整成功，中国出版业将一举走出低谷，迅速复苏，并依托强有力的新经济增长点奠定今后持续增长的根基；有关的出版发行单位也会趁势崛起，占据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选题调整虽然至关重要，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还需要管理机制、经营机制的相应调整，与诸如品牌化经营这样的现代市场营销手段，以及出版业的信息化、电子商务等技术措施，提供配套的机制与环境保障。但是，所有那些内部机制与技术手段，只有以能够满足市场需求、适销对路的出版物为前提与依归，才能产生预期效果，才有意义。
选题调整也是对中国出版界的一次严峻挑战。首先，调整选题意味着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全体从业者均要牢固树立产业化的出版理念，彻底实现从作者本位、编辑本位、出版社本位向读者本位的转换，并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真正落实于日常的具体工作之中。毋庸讳言，这一转变目前既未完全完成，而且编（包括美术编辑）、印、发、校等各环节也不同步。其次，相当一部分出版工作者知识结构单一，内容陈旧、老化，对“入世”将给出版业带来的影响也缺乏应有的敏感与清醒的认识。再次，传统的文化在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尤其是编辑身上留下的烙印过深，使他们难以准确把握与有效适应当前的图书市场与读者变化。最后，鉴于生存压力的加大与市场机会的匮乏，中国出版业有时显得过于急功近利。如果面对此次调整，出版界仍不能潜心研究、认真追踪、切实把握市场与读者的真实需求及其变化，不注重特色与品牌的塑造，缺乏培育市场的耐心，那么就可能重蹈当年的覆辙，步录相机、影碟机的后尘。
置身于“入世”大背景中的中国出版业，面对世界图书市场的潮起潮落，敢问路在何方？最实际的回答就是：路在脚下。
